202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终选择了韩国庆州作为举办地。庆州，这座见证了新罗王朝千年历史的古都，从仁川和济州两个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表面上看，庆州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产业潜力获得了选址，但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博弈。这场国际峰会的筹备，不仅是文化和经济的较量，也充斥着保守与进步阵营的对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斗争。

首先，庆州的“文化牌”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作为新罗王朝的古都，庆州拥有佛国寺、石窟庵等五处世界文化遗产，整座城市被誉为“露天博物馆”。尹锡悦政府在2024年6月宣布选址时，正处于支持率低迷、国会选举失利的背景下。选择庆州作为APEC的举办地，不仅能借助“海东盛国”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还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安抚地方保守派选民，尤其是在庆州和周边地区的强大保守派支持下。庆州市长朱洛荣和庆尚北道知事李铁雨都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核心人物。

而佛国寺那座千年石桥与红叶交映的美景，原本是东亚文明对话的象征，却被政府精心包装为“韩国文化主体性”的体现。政府还不断宣传参会者能够在会议间隙体验东亚古代文明，实际上却是试图借此展示保守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原计划在峰会欢迎演出中呈现的《新罗月夜》实景剧，由于预算被挪作他用，最终只能以简化版的传统舞蹈拼盘代替。这一变化暴露了文化活动背后的政治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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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庆州的形象也被用来掩饰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比如，庆州的月池夜景本应成为古都复兴的标志，但在周边商铺被强制拆迁后，这一计划引发了不少争议。为了整顿市容，庆州市政府关闭了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200余家商铺，包括一些拥有数十年历史的传统小店。许多商家获得的补偿远不足以弥补损失，成为了政治权力傲慢的象征。

关于安保，庆州的普门观光园区被吹嘘为“最优解”：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有利于人流管控。然而，政治操作很快就让这一优势失色。虽然最初的选址委员会倾向于仁川，作为韩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仁川不仅拥有更成熟的会议设施，还能更好地服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但庆州的保守势力以“安全”为由强烈游说，最终影响了决策。

实际上，庆州的许多短板被刻意忽视。比如，由于园区周围没有高层建筑，造成雷达监测存在盲区，且消防通道窄小，紧急通道不足，韩国消防厅甚至把这里评为“高风险场所”。更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政府为了在卸任前顺利举行峰会，将庆州的场馆建设拖延至“半拉子”状态，导致李在明政府上台后不得不投入额外的预算进行紧急修整。最终，这不仅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还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是一场“财政浪费”。

与此同时，庆州的产业发展也充满了政治色彩。政府宣传庆州是“核电全产业链城市”和“未来汽车集群”，并且有意将文武大王科学研究中心的SMR（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实验室打造成“全球清洁能源技术标杆”，但事实上，庆州的核电站中已有三座因设备老化而停运，而SMR产业园项目依旧停留在纸面上。

这些产业计划也大多围绕着保守阵营的选票考量展开。庆州周边集中了多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包括蔚山（汽车造船）、浦项（钢铁电池）和龟尾（半导体），这些地方是保守派的票仓。尹锡悦政府推动的“电动出行研究园区”项目，实际目的是为庆州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争取政策支持，以换取企业主的政治支持。然而，由于资金挪用，许多项目也未按计划顺利进行，最终成为了“半拉子工程”。

更加讽刺的是，APEC所倡导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在保守政府的操作下变成了“排他性利益输送”。为了保障峰会相关基础设施，庆州市中心到会场的公交专线被取消了空调车配置，导致市民在高温天气下抗议。同时，普门湖沿岸的路灯被全部更换为“新罗风格”LED灯，每盏灯的费用高达300万韩元，是普通路灯的五倍，明显与民生需求不符。

庆州最终能够获得APEC峰会的举办权，很大程度上是保守阵营的政治操控结果。2024年3月，58名来自岭南地区的保守派国会议员联名支持庆州申办APEC，表面上是为了推动地区的均衡发展，但实际上是担心若峰会落入在野党控制的仁川或济州，将威胁到保守派在岭南的政治根基。

虽然庆州曾举办过G20财长会议等国际活动，但这些经验多为中小型会议，远无法与APEC领导人峰会的规模相提并论。地方政府的盲目乐观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施压，使得整个选址和筹备过程偏离了实际需要，最终导致会议所需的酒店等设施无法满足国家元首的入住标准，安保成本和议程效率也受到影响。

从选址阶段的党派利益博弈，到建设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再到危机应对阶段的推诿责任，庆州的APEC峰会筹备过程已成为韩国政治极化的缩影。尹锡悦政府希望通过将峰会带到庆州来缓解政治压力，而李在明政府则面临着处理前任政府遗留问题的双重困境。无论峰会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庆州市民的感受以及政治博弈的结果，将成为衡量这一事件真实影响的关键。

发布于：天津市